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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上行文书的来源和形成
来源:www.papers8.cn   本站编辑:中华论文联盟 日期: 2012-03-11 18:19 点击数:

 一、上行文书的来源
  《战国纵横家书》中上行文书的来源有两个:一是由纵横家直接将文书上传给君主,由史官保存,后由编写者整理成书。到了战国,士阶层开始兴起,士的身份很复杂,总称“处士”。其中有儒学之士、墨学之士、道学之士、侠士与策士等等。纵横家应是策士的代表。他们积极奔走钻营,为求用于各国君主博取功名富贵。在为求职而献计、献策的过程中,除游说外采用的另一重要手段就是撰制文书呈献于君主。一旦这些纵横家所献文书中的主张建议被君主所采纳,他们立即会被君主信任和重用。当他们受重用获得权贵和地位之后,在参与国家政治活动时所使用的手段之一还有上行文书。他们上行文书的结果也鼓励了那些尚未成功的纵横策士们,促使他们为博取功名富贵也积极献书于各国君主。史官出于职责保存这些上行文书,待利用或编写时直接提供给相关者,如“魏攻中山,乐羊将。已得中山,还反报文侯,有贵功之色。文侯知之,命主书日:‘群臣宾客所献书者操以进之。’主书举两箧以进。令将军视之,书尽难攻中山之事也。”“主书”应是当时管理文书的官员;“箧”是盛放文书的装具;“群臣宾客所献书”中应包括纵横家所献的上行文书。再如“西汉末年刘向编辑《战国策》时,在皇宫的书库里就发现有记录战国游说辞的各种不同的册子”,这些“册子”里就有纵横家的上行文书,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编辑也同样离不开“皇宫的书库”里的这些“册子”。
  二是散见于社会上的部分纵横家上书,被门人弟子抄录或被追随者抄录保存,后又辗转到编写者手里整理成书。纵横家的门人及纵横学子为学习和揣摩纵横之术,以便踏入仕途。在纵横家游说时便抄录和保存纵横家的部分上行文书。唐兰认为帛书中“关于苏秦的书信和谈话在当时是绝其秘密的资料,大概是保存在他的追随者手中。苏秦死后,就被辗转传录,所谓‘苏秦死后,其事大泄’,即可能由于这些资料的传播所致。因此,这批资料,几乎可以说是当时的第一手资料。”由此可见,纵横家的追随者、门人对纵横家上行文书的记录和保存,应是《战国纵横家书》中上行文书的另一来源。再者史官和门人学子保存的纵横家的上行文书,因各种原因流散到社会,后被编写者搜集起来的也应为其一个来源。
  二、上行文书形成的社会原因
  战国是一个发生重大变革的历史时期,从《战国纵横家书》和反映战国的史料记载看,纵横家上行给君主的文书,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形成是有诸多社会原因的。一是合纵连横的需要。在战国“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的时代,战争的影响已超出国界,各诸侯国欲合纵连横他国或各国家闻为互相牵制以达到格局相互平衡,都急于了解和掌握他国的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情报及信息,这种合纵连横斗争为身居贵族金字塔下的士阶层提供了展示自己的舞台。于是,纵横家们纷纷行动起来为迎合诸侯国国君的心理,开始广泛游说或使用上行文书呈献君主,争取为各国君主服务。各诸侯国国君皆选派一些能言善辩且能撰制文书的纵横家往来于各国之间,谋求攻伐交合之事。这些纵横家在外交活动中除向他国君主直接游说外,所使用的另一重要手段还是上行文书。反之,他们向本国君主汇报自己游说的情况或他国的政治、军事情报时,使用的主要手段之一也离不开上行文书。可以说,上行文书在战国时期曾被纵横家们在合纵连横斗争中广泛使用。
  二是选官制度的缺失。“自从战国初期中原各诸侯国先后变法之后,取消了奴隶主贵族的‘世官世禄’的特权”,各诸侯国提出赏贤与赏功的口号,但是,因受到周代世袭制、宗法制残余思想的影响,在士阶层中并未建立一套完整的选才、选官机制,“官吏的选拔和罢免,主要由国君亲自作出决定。”对于这些出自士阶层且大多都是寒士的纵横策士们来说,就很难获取应得的功名和权贵,这种缺失的战国选官制度成为纵横策士踏入仕途的重要障碍。势必造成两种后果:“一是世袭贵族把持权力,力量强大,国君逐渐感到难于控制;一是士人没有正常的晋升之路。”所以,国君很难充分利用这批策士阶层的人才。因此,用何种方式、方法接近君主并打动君主,是纵横策士想要步入仕途的重要步骤。于是,他们积极进行游说,同时撰写文书上呈君主也就成为他们获得官位采取的最有效的方式和方法之一,也是他们进入仕途后获取政治和经济资本的重要手段。
  三是个体精神的释放。战国前,士阶层一般都生活在贵族阶级的低层,选官制度的不完善,限制了他们的发展,个体精神无法释放。处士们不苟安于乱世,为了踏入仕途,为释放生命中洋溢着的个体精神,他们试图通过上书或游说来冲破阻碍其踏入仕途释放个体精神的障碍。作为策士代表的纵横家们更是渴望在动荡的战国时势中,能够飞黄腾达成就一番事业。如张仪、苏秦均出身寒微,但他们都能够凭着锲而不舍的精神,在自己的努力下冲破社会的种种羁绊,寻找自我发展空间,释放自我的个体精神。
  三、上行文书形成的直接原因
  除上述社会原因外,纵横家上行文书的形成还有其直接原因:一是回复君命的需要。战国时期,君主下达命令给纵横家后,纵横家回复君命时除当面直接回复外就是利用上行文书回复,如“苏秦使盛庆献书于燕王章”、“苏秦使韩山献书燕王章”等都是苏秦在回复燕王命令时所形成的文书。燕王下达命令于苏秦:“必善勺(赵),利于国。”燕王是要苏秦友善对待赵国,认为只要善赵对燕国就有好处。而苏秦

接到燕王的命令后表示“臣与不知其故”即对燕王的命令感到很困惑,不理解燕王为何要与赵国友好,于是“苏秦使盛庆献书于燕王”,即撰写文书并派燕臣盛庆上书给燕王,其中说到:“齐勺(赵)循善,燕之大遏(祸)。[将]养勺(赵)而美之齐乎”,苏秦在文书中解释了让齐赵交恶对燕的好处以及如果齐赵相善对燕不利的国际环境。燕王收到苏秦的上行文书后,及时了解到了情况的严峻,对齐赵的结合也很是担忧,就采纳了苏秦的建议,并立即派盛庆向苏秦传达自己的指令:“不利于国,且我夏(憂)之。”意为齐赵相善,不利燕国,收回了自己善赵的命令,同时命令苏秦不要离开赵国,要继续留在赵国破坏齐赵两国的关系。苏秦收到燕王的命令后随即书写文书,并派韩山上行至燕王即“苏秦使韩山献书燕王章”篇,文书中谈到的“臣为此无敢去之”,即是苏秦向燕王表示他会遵守命令继续留在赵国破坏齐赵关系一事。
  二是传递情报的需要。纵横家带着任务到各国搜集政治和军事情报,要想把搜集到和掌握的其他国家情报及时传递给君主,纵横家们也经常形成文书进行上报。“苏秦自梁献书于燕王章(一)”、“苏秦自梁献书于燕王章(二)”两篇即是苏秦为传递情报所呈献给燕王的上行文书。例如燕王和薛公、韩徐为谋齐的事传到了齐王处,而此时齐王正在攻宋,为防备燕,齐王迫不得已在是年(公元前二八七年)八月收兵。因齐王把撤兵之事事先告知了苏秦,于是,苏秦立即将齐国的这一重要军事情报上报给了燕王,“苏秦自梁献书于燕王章(一)”中就记载有苏秦向燕王转述齐王所说的话,即“寡人与子谋功(攻)宋,寡人恃燕勺(赵)也。今燕王与群臣谋破齐于宋而功(攻)齐,甚急,兵率有子循而不知寡人得地于宋,亦以八月归兵,不得地,亦以八月归兵。”当苏秦自梁献书于燕王后,苏秦又获新的情报需向燕王呈报,才又有了“苏秦自梁献书于燕王章(二)”的形成。在这篇文书中,苏秦向燕王报告了当时对破齐有影响力的人物奉阳君、薛公、韩徐为的主要动向,希望燕王派使者赵弘密切关注韩徐为的动向,命令燕使者田贤注意观察薛公的行为。
  三是仕途升迁的需要。纵横家要想踏人仕途或想成为更有势力的权贵,也会形成文书进行呈报以求达到目的,如“韩晏献书于齐章”即是韩为自己仕途升迁而向齐王所呈献的文书。韩晏此时在赵国,因与齐王身边的用事大臣有联系,齐王身边的大臣便将齐王欲召其回国的消息告诉了韩,“乃固于齐,使人于齐大夫之所而俞(偷)语则有之”,即指此事。另,苏秦所撰上行文书中关于“欲先天下,虑从楚取秦,虑反(返)乾(韩),有(又)虑从勺(赵)取秦。”之表述,也可证明齐王确有召韩回齐国的想法。齐王认为欲夺天下即要通过楚国联络秦国,为此,想让韩归齐之后做联络秦国的工作。韩晏见再次被重用的机会已到,便撰写文书呈上齐王,以求齐王召他回国使其仕途升迁。

 

[关键字]:上行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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