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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唆”及其关联“帮助自杀”和“见危不救”入罪
来源:www.papers8.cn   本站编辑:中华论文联盟 日期: 2017-09-18 09:05 点击数:

 一、教唆、帮助自杀行为入罪分析 
  自殺作为一种有害社会的处分行为,由于人类的道义观,自杀行为并不会被以犯罪来进行论处。但是教唆、帮助自杀行为则突破了自杀行为的界限,实质上对被害人的死亡结果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原因影响力,客观上来说,行为人的教唆或者帮助自杀行为,促成了被害人的死亡,其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并且行为人在实施教唆、帮助行为时,无视他人生命的重要性,主观恶性还是非常明显的。因此,对于教唆、帮助自杀行为以犯罪认定,学界一般并无异议。 
  由于我国《刑法》并未规定教唆、帮助自杀罪,对于如何追究教唆、帮助自杀行为的刑事责任,学界见解不同。我国《刑法》修订之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两种观点是:1.教唆自杀的行为本质上是假借他人之力达到故意杀人的目的,因此,我国刑法规定的故意杀人应该是包含了教唆、帮助自杀的行为,对教唆、帮助他人自杀的行为应该可以直接定性为故意杀人罪。2.教唆、帮助他人自杀与故意杀人具有相似之处,又不尽相同,不能直接定故意杀人罪,而是应类推以故意杀人罪认定。此种观点中又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观点认为对教唆、帮助他人自杀的行为应全部类推认定为故意杀人罪;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区别行为社会危害性大小,只对少数教唆、帮助自杀行为以故意杀人罪类推认定。对这两种观点,学界多数人主张认为,对教唆、帮助自杀行为不宜直接以故意杀人罪认定,而应采用类推的方法,比照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 
  的确,如后种观点所言,教唆、帮助他人自杀的行为与故意杀人行为具有较大差别,这种差别甚至导致了两种行为本质的不同。首先,从主观表现形态上看,故意杀人罪的故意是行为人希望或者放任自己的行为导致他人生命被非法剥夺的后果;而教唆、帮助自杀的行为人主观上仅仅是起到希望或者放任自己的教唆和帮助行为,进而他人超着这个方向实施自杀行为,最终产生行为人死亡结果。其次,从因果关系角度来看,故意杀人行为具有直接的导致行为人死亡的因果关系。而教唆、帮助自杀行为中,导致被害人死亡行为的直接实施者为死者本人,而非教唆、帮助自杀行为人。教唆、帮助行为只是在客观上起到了促成的效果,而并非直接导致行为人死亡的结果。再次,教唆、帮助自杀的行为与故意杀人相比,社会危害性较低,更多的是对行为人行为的不道德评判,而故意杀人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大,社会评价差和社会影响较恶劣。 
  基于教唆、帮助自杀行为与故意杀人行为存在主观方面、因果关系和社会危害性等重大差异,各国刑法多单独规定教唆、帮助自杀罪。我国 1979 年《刑法》虽未规定教唆、帮助自杀罪,但由于类推制度的存在,尽管教唆、帮助自杀行为与故意杀人行为存在诸多差异,但是根据1979 年《刑法》第79条规定,“本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可以比照本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教唆、帮助自杀行为的刑事责任仍可得到有效的解决(当然,类推制度有违现代刑事法治的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原则)。 
  随着 1997 年《刑法》的实施,类推制度被废除,对教唆、帮助自杀的行为以故意杀人罪类推处理已不再试用。对教唆、帮助自杀行为的刑事责任的确定,仍然是困扰刑法理论和司法界的一个难题。 
  学界有人重新提出,“《刑法》第232条规定的‘故意杀人’包括了教唆、帮助自杀的行为,对教唆、帮助自杀的,应直接定故意杀人罪”。有人则提出了解决方案:1.按照被教唆、被帮助的人是否具有完全意志自由,将教唆、帮助自杀的行为区分为两类,分别定性。教唆、帮助无完全意志自由的人自杀的,构成故意杀人罪。2.又根据行为人主观善意或恶意,将教唆、帮助自杀的行为区分为善意教唆、帮助有完全意志自由的人自杀与恶意教唆、帮助有完全意志自由的人自杀。并认为对前者不应以犯罪论处,而后者则构成故意杀人罪。 
  该解决方案还是具有值得肯定的一面的。1.其为解决法无明文规定情况下教唆、帮助自杀行为的刑事责任问题而努力,其善良动机和对教唆、帮助自杀行为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认识是值得认可的。2.其对教唆、帮助无意志自由的人自杀的行为本身即应构成故意杀人罪的认识也符合行为本质和故意杀人罪构成。教唆无意志自由的人自杀的行为中,被害人对自杀行为的性质和后果缺乏认识或控制能力,其自杀与否取决于行为人的意志。这实际是借被害人之手实现其杀死被害人的目的,属于间接正犯中利用无意识的工具的情形。但另一方面,这一解决方案也有其致命弱点:如前所述,单纯的教唆、帮助自杀行为无论从行为人主观方面,还是从客观社会危害性、因果关系方面,都与故意杀人行为存在重大差异,对该行为直接以故意杀人罪认定,与行为性质不符。此外,该论者以主观善意或恶意作为区分教唆、帮助自杀行为是否应承担刑事责任的分水岭,也难称恰当。该论者所称之“善意”,指的是“出于对自杀人的同情、帮助自杀人解脱痛苦的善良愿望”。实际上就是从我们通常所说的犯罪动机出发,区分善良动机与卑鄙动机。而一般而言,动机是否纯良并非区分罪与非罪的标准。从具体犯罪构成上看,它也并非故意杀人罪与非罪的界限。 
  教唆、帮助自杀行为虽然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但是,基于罪刑法定原则既不能人为地简单将并不符合故意杀人罪本质与构成的教唆、帮助自杀行为认为是故意杀人罪客观表现方式,也不能如刑法修订前学者们主张的那样,以故意杀人罪类推,比照故意杀人罪定罪量刑。根据现代刑法基本原则和理念,只能是对该行为以无罪进行认定。而这种认定结果,直接纵容教唆、帮助自杀行为人漠视他人的生命权,使本应纳入刑法视野的侵犯公民生命权的行为逃脱。因此,从完善我国刑法对生命权保护的罪名体系出发,在将来我国《刑法》再次修订时,应增设教唆、帮助自杀罪。

二、“见危不救”的入罪分析 

  见危不救的行为,从字面含义出发,根据行为主体是否具有作为义务,可分为具有作为义务人员的见危不救和无关人员的见危不救。我国广大公民,包括法律工作者,提及见危不救,常常既指前者,也指后者。由于具有作为义务的人员不予救助的行为,完全可以由不作为犯的理论加以解决,故实际目前《刑法》没有规范并考虑是否需刑法加以规范的不予救助行为,仅指无关人员的不予救助行为。因此,见危不救罪中的 “见危不救”应仅限于无关人员的见危不救。如此理解,也与国外多数国家刑法对见危不救罪的理解相暗合。 

  (一)关于“ 法律真空” 导致的以不作为故意杀人罪定性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违背的问题

  从目前司法实践以不作为故意杀人罪认定的案件看,涉及的基本都是对具有作为义务的人不予救助导致被害人死亡的定性问题。这部分行为的定性与我们所要讨论的是否将见危不救行为犯罪化并不具有同一性。而且,从刑法理论上看,这种行为也完全符合故意杀人罪(不作为)的犯罪构成,并不涉及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违反问题。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涵要求行为人是否承担刑事责任应严格依据刑法的明文规定。但这也并非意味着刑法应对每一种犯罪具体犯罪行为细节,包括行为方式,都应做出明确规定。这一方面是因为,“不管我们的词汇是多么详尽完善,多么具有识别力,现实中始终会存在着为严格和明确的语言分类所无能为力的细致差异与不规则的情形”。另一方面这也是法律力争简约的体现。因此,我国刑法分则对各罪的规定仅规定类型化的行为,而不在行为方式上对不作为予以明确。当然,我国刑法未在总则部分对不作为以及作为义务的来源予以明确规定,这在某种意义上未必不是一种缺憾。若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对明确性的要求,认为这有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之嫌,也还是有可倾听之处。但若仅从刑法未规定见危不救罪而认为对有作为义务人员见死不救的按照故意杀人罪认定便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违背,则未免言过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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