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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自由权与隐私权的冲突与兼容
来源:www.papers8.cn   本站编辑:中华论文联盟 日期: 2017-09-18 09:05 点击数:

 一、关于信息自由权和隐私权的界定 
  信息自由权和隐私权在法理上具有天生的对立性,不管是在语义上还是在价值上。但是,在政府信息公开的语境下,两者的冲突表现就具有了兼容的可能性。因为,在此背景下的冲突是可调和的。 
  (一)政府信息公开语境下的信息自由权 
  信息自由权可以说是政府信息公开的宪法性法源,它脱胎于表达自由,是一种对信息自由控制、获取和表达的权利。在我国学界它确实包括信息的获取、认知和表达。但是本文所讨论的是政府信息公开下,公民的信息获取权或者说是知情权(right to now)。它是公民依据社会契约理论衍生出的对信息的控制权,它可以说是民主社会中的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此权利得以确立的理论依据是德国学者京特·雅科布斯等知名学者提出的信息契约论。社会成员根据契约将专属于其自身的信息的部分权利让渡给国家,从而促进公共福祉的实现;而国家有义务在管理这些信息的同时允许公众获得,从而满足后者参与社会事务以及自我发展等需求 。在国际上联合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早已将此权利确定为宪法性的权利了:联合国为保护公民的获取信息的行为,通过1946年第59号决议设立属于基本人权的信息自由权,随后学界与实务界又不断具体阐释这一权利的内容。后来联合国以及一些国家与地区将信息自由权确立为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 。同时信息自由也在欧美立法界与司法界得到普遍接受,譬如《欧盟数据保护指令》;法国2004年《个人自由法》都要求对公民的信息自由权进行保护。 
  而公民享有的信息自由权是政府进行信息公开的主要的法理依据,根据“人民主权原则”,国家的权利应该来自于人民,我们的政府是通过契约的形式组建的,它只不过是代行公民的部分权利,因此,政府有义务向公众公开其在行使职能时的信息。政府是公共信息的最大拥有者和控制者,政府部门掌握着全社会 80%以上的信息资源,政府信息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必须自由地流动,以便公民加以利用。因此,如果政府在信息公开中无法做到尽职尽责,那么作为一般的普通民众更加无法获取信息,这是民主社会下,对人权的公然侵犯。 
  (二)政府信息公开语境下的隐私权 
  隐私权在我国被认为是一项具体性的权利。其概念最早是由美国人提出来的,但经过了很多年的理论和实践的考验,仍然存在很多的争议。隐私权在我国大多被界定在私法领域,然而,事实上公法领域的隐私权已然为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所认可,这是对公民隐私权更深层次保护的体现。我国宪法中虽然没有直接的规定隐私权,但是从一些条文中完全可以推导出来,例如规定了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权利,隐私权的公法保护是一个过程。如在美国法中,隐私权最初也是被界定在了民事权利的层次上。但此后,美国法院(尤其是联邦最高法院)又通过一系列的判例,将其上升为一种宪法上的权利,创设了“宪法上的隐私权” 。1973年,法院又在罗伊诉韦德堕胎案( Roev1Wade) 中确认堕胎自由是宪法保护的隐私权 。 
  根据学界通说认为,隐私是个人不愿为他人所知晓和干预的私人生活,隐私权是自然人出于其个人信息不被他人非法知悉、收集、公开、利用而对这些信息开展保护与控制的法律状态。而在政府信息公开中它具有一些特殊性,例如,隐私权的主体是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并不能成为隐私权的主体;隐私权在政府信息公开中还具有边界性,即隐私权要受到公共利益的限制;而本文所讨论的另一个特征:就是隐私权会与政府信息公开的法源——信息自由权冲突 。两者的位阶都可追溯到宪法,因此,两者在价值上的冲突和兼容就具有了可能性。而且,在隐私权的保护方面:我国已构建了包括在民法、侵权法、刑法等公私法领域的概念与制度体系,虽然还没有设立专门关于隐私的法律。 
  二、信息自由权与隐私权的冲突 
  两者的冲突并非是一以贯之的,以往行政机关一般以自己所享有的裁量权来规避它们的冲突。但是自20世纪以来,信息自由的价值被一些学者关注,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它与隐私权在信息公开中的价值冲突。例如,德国学者京特·雅科布斯结合提出了信息契约理论 。这些理论的确立无疑会导致两者的冲突加剧。 
  (一)两权冲突的具体表现 
  1.公众信息的获取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隐私保护的冲突 
  信息自由权给予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据社会契约组成。作為国家主人的公民自然有权了解这些人员的基本个人信息。社会公众只有对契约方的这些私人信息进行了解,才能给予其充分的信任,并履行规定的义务。这使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尤其是高级官员的隐私不仅是个人的事务,而成为了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例如现如今我国炒作非常热烈的政府官员的财产公示,但是,这一步的迈出却非常的艰难,这都是利益博弈的具体表现。政府官员的个人隐私是否能够成为机密,成为公共利益的一部分从而得以回避,这在西方学界早有定论。西方社会有一句政治名言:“政治家没有隐私”。一个人如果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其隐私权将不完整,并且具有得到公开的公共属性 。但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从单纯的私人角度来看,也属于个人的隐私,因此,在法律制定的时候必然会有意无意的对自己的隐私进行回避性的保护。这显然会导致二者的冲突,兼容看似是完全没有可能。

 2.社会公众的信息获取与政府机关信息保密之间的冲突 
  这是一种不平等主体之间的信息自由与隐私的冲突。一个政府要想真正的稳定的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和方式就是保持神秘性,愚民是最廉价最有效的统治方式。前文已述,政府通常掌握着这个社会的80%以上的信息,包括其自身运行的信息。根据人民主权学说,政府的机构运行信息应该让公众知晓,这是契约得以成立的基本诉求。因此,我们可以把这里的信息公开看作是一种职责活动。由于政府信息历来具有秘密主义的传统,因此政府机构在履行其职责时,往往把热衷于政治活动的人所提的信息公开要求以保密、保护国家利益为借口拒绝。这就会造成信息的垄断,阻碍公民对政府信息的获取;他们往往把自身活动的信息比作自己的私有财产,甚至以此作为自己是特权阶层的象征。因此,他们对此等信息往往会以理直气壮的态度予以拒绝,这就会导致了社会上出现一些信息公开不全、甚至失真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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