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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中的真假名士探究
来源:www.papers8.cn   本站编辑:中华论文联盟 日期: 2012-10-21 18:53 点击数:

  一、《儒林外史》中的真假名士

  《儒林外史》中的假名士高的可以平步青云,低的可以做帮闲附庸。假名士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以娄三娄四为代表的仿古名士;以赵雪斋为领军的西湖斗方名士;以杜慎卿为班头的南京“定梨园榜的名士”。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令人不齿的手段,使自己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丰富的才学、显赫的名声”。具体表现为:

(一)弄虚作假的才情

因为没有真实的才学,虽是酒囊饭袋,假名士也将自己打扮的光鲜亮丽。蘧公孙在《高清邱集诗话》上大模大样的添上了自己的名字,并大发派送,俨然是一副自己所作的架势,从此被称为“少年名士”。杨执中虽贵为“奇人”,但其“不敢妄为子些事,只曾读数行书。严霜烈日皆经过,此地春风到草庐”的七言绝句却是抄袭吕思诚的七律。而两娄公子却丝毫没看出破绽,可见两人的才学也不过尔尔。所以假名士的才学大部分都掺了水,只能糊弄自己和世人而已。

(二)矫揉造作的行为

  二娄公子将“名士”杨执中救出,表面上是要求“在镇上不要说出来”,但心里仍希望能留下美名,得到众人的敬仰,无奈苦等也见不到杨执中的踪影,只好效仿古人的“三顾茅庐”,频频寻访。这般行为与其说是名士行径,不如说是寄贤求明更为确切。杨执中表面虽看似云淡风轻,但从细微之处仍能看出其内心是向往功名的。他屋中贴着“三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好似具有清高的气节,但旁边也同时贴着“捷报贵府老爷杨讳允,钦选应天府沐阳县入学正堂”的京报,这透露了他还有着对功名的企图心。在得到二娄邀他为座上宾的机会时,他便决定走不同于举业的“异路”了。还有杜慎卿感叹“朋友之情,更胜于男女”,看似冠冕堂皇,实则是想找男宠。

(三)华而不实的名声

  假名士为了扩大自己的名声,可以把一分吹成十分,随意夸张捏造,子虚乌有的事情也可以描绘得有声有色、像模像样。匡超人就是个中翘楚,在题了优行后,他得意的向牛布衣夸耀自己的选本是如何的名扬四海,五省读书人都在家中供着“先儒匡子神位”,甚至被人戳穿“先儒”是对去世的人的称呼时,也仍能坦然的自圆其说。赵雪斋更是将扯谎发挥得淋漓尽致,把斗方名士的无聊诗会说成是“御史老爷丢着不打秋风,日日邀我们到下处作诗”,以此显摆“名士”身份。

  这样的名士不可能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自我个性,他们一切以名利优先,不会将社会的忧患与责任联系在一起,更不可能去力图摆脱乃至反抗传统的压抑和影响。真正的名士追求独立的人格,不愿意落入俗套,不在乎世俗的验光,所以他们特立独行并不能融于现实社会。杜少卿是《儒林外史》中最具代表性的名士。他挥金如土,毫不犹豫倾尽所有帮助他人:当掉自己的衣服给杨裁缝葬母,帮助看祠堂的黄五修房……他不屑礼法,挑战封建世俗。在游览姚园时,不顾旁人的眼光,“携着妻子的手”走了一里多路,情驰神纵,这是需要一定的勇气和胆量的。他在学识上具有独到见解,坚持不人云亦云,不为教条理念所动。对被奉为标准答案的朱熹关于经书的注解,他直言朱注是“固陋“,反驳朱熹《诗经集》对《秦有》篇“淫奔着自叙之词”的说法,认为《秦有》之诗“也只是夫妇同游,并非淫乱”,并著《诗说》与之抗衡。同时他还尊重妇女,在季苇萧劝他再娶“一个标志如君,及时行乐”时,仍坚持“今虽老而丑,我固见其姣好也。”

  与杜少卿相比,娄三娄四举办的可笑无知的人头会,赵雪斋等人那充满了八股文章的无聊会,杜慎卿为满足自己好男风而定的梨园榜,都显得是那么的可鄙可笑。这些拉大旗作虎皮,变态自尊,表里不一的假名士却对真名士的行为很不以为然,甚至认为“少卿是他杜家的第一个败类”,而在他们的影响下,每个读书人都在家中贴着“不可学天长行杜仪”的字条。仅有几个奇人贤人将杜少卿喻为“海内英豪,千秋快士”,与杜少卿的失意寥落相比,是假名士的沾沾自得,如杜慎卿一夜成名,并“名震江南”,比真名士更像是“真名士”。

 

  二、假名士混杂于真名士之中的原因

  《儒林外史》虽然描写的是明朝的科举制度下,士子的生存状态,但是成书时间盛世,作者吴敬梓明写的是明朝的科举制度造成的恶果,却暗指了清朝科举制度繁华表象下的丑恶。名士,本是一个社会中精英分子的代表,担负着振兴国家的历史使命,却已经悄悄的发生了质的变化,假名士大量出现,整个名士阶层在渐渐的没落。

  为何在以“父慈、子孝、兄良、弟悌”为道德准则的明清社会里出现如此之多鱼目混珠的假名士,产生良莠互掣、鸡兔同笼的局面呢?这可以从明清当时的一些社会情况中得到一些启示。

(一)假名士在明清社会里的大量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与明清大力推行科举选拔制度有很大关联,是科举制度刺激下繁衍昌盛的附属产物

从唐代就开始的科举制度在选拔人才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使一些寒士能够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管理,为民众谋福利。到了明清时期,科举制度发展得更为完善,并且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环境的稳定,经济的发达都使人们能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精神活动上。在传统的观念中,民众身份被分为“士民工商”四种,士排在首位,而科举考试则是平民进入统治阶层与上流社会的途径,这也就意味着一旦平民高榜提名,即可功成名就,同时伴随而来的是享之不尽的荣华富贵,“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科举也就成了一种谋生的手段。

  明初选拔人才主要有三种途径:“举荐一途,进士一途,史员一途”,“正统以后,举荐之废途,进士与举贡遂分为二途。”[1](P20)到了清代,科举在举、贡判中占据着首要的位置,并有“科甲进士,高自位置;他途径者,依附从人”之说。[2](P56)从转引自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的下列几个数据表中,也可以看出科举入仕在清代政府高层中所占的重要位置。

 

从这两表中都可以看出,科举入仕在清代高官中占据的比例是十分大的,所以科举入仕成了士子们“鲤鱼跃龙门”的首选途径。

(二)科举考试的数目之繁、场次之多、费时之长,以及名额上的限制,成为了许多家庭和个人所不能承受之重

  清沿袭明制,各直省进行童试,两年三试;经过乡、会试各三场后再进行殿试。薛福成于无锡、金匮的童试时所说:“吸金两县,与承平时,童声应院考试者,一千数百人,而学院仅三十人。世俗之视秀才也颇重,而得之者亦颇难。往往有文学均优,写作人,写作俱佳,而佹得佹失,年至斑白,有溷迹于童子军中。”[3](P128)由此可推出如《儒林外史》中周进60多岁才中了进士,范进从20岁一直考到54岁的情况绝不是少数。就是十年寒窗苦读,也不一定能扬眉吐气,苦尽甘来。史料记载“乾隆四十九年会试,各省举人,既有年届九十者一名,八十以上者五名,皆三场完竣,未经中士。”[4](P130)能功成名就当然好,但是倾尽一生心力却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却又将情何以堪?

  科举考试也是一件需要耗费大量资金的事情。一是参加考试的试卷费。《儒林外史》中“匡超人买卷子去应试,过了复试,匡超人又买卷伺候。”可见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二是请求廪生为考生品行作保。三是中榜后向教官纳规费。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支出,所以杜少卿就曾对向他借银子的鲍廷玺说过:“我家虽有几千银子,却收着不敢动……”这都是为了高中之后做准备。更何况科举考试不可能一蹴而就,此间花费的精力和金钱,都是寒士们难以跨越的一道门槛。所以许多考场失意的士子或是羡慕科举高中的平民,在不能谋求功名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就是当名士。

(三)不出仕的文人做名士与其他职业、身份相比,具有许多优势和好处

  “士民工商”,“士”是最优选择,“商”为读书人所不齿。即然科举的道路长且艰,充满了不确定因素,当名士也成为了致富的途径。

这在《儒林外史》中也有体现:书中儒生的收入主要来源于教书、编选时文、算命测字、看风水。当进了学或者成为名士后,报酬也相应水涨船高。如虞博士中了生员后,教书的佣金涨到每年三十两银子。以下列举的图标可更好体现这种差异:

 

表3中儒生的收入基本是按照职位的大小、身份的高低排名,有官职的儒生的俸银是其他身份的儒生的好几倍。与表4相比,儒生可选择的职业比平民百姓要更高些,进了学的儒生报酬又更多一点。在这几个分类中,名士凭借着名气得到的收入并不逊色于进了学的儒生。所以才会令越来越多的失败的士子趋之若鹜的去追求名声。正如《儒林外史》中景兰江所说:“我也不曾中过举人……但哪个不晓得赵雪斋先生?只怕比进士享名多着呢!”故当名士不仅是另一种名利双收的方法,同时也是落榜士子对自己寂寞心理的一种补偿。表5中的收入基本不需要花费很大力气,就可以所得惊人,因此也更容易使人铤而走险。在利与义的矛盾冲突中,高额利润的刺激和内心不可阻挡欲望的驱动下,许多士子经不住诱惑,放弃了道德操守,背信弃义,不再走漫长仕途或是当淡薄名利的真名士,最后选择成为一个轻而易举的,不被使用时无聊至极,被使用时由无耻至极的假名士。

 

三、真名士自身的局限

  名士本应该是时代的精英,属善以道自任,长于思索的社会阶层。《儒林外史》中真假名士的差距表面上看并不明显,究其原因这与名士自身的性格以及所处的环境有很大关系。

  在儒家的标准中“士”的标准为“士致于道”(《论语·学而》);“辨然否,通古今”(《说苑·修文》);“士无定主“(《曰之录集释》)。即士不仅要德才兼备,有一定的操守,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超越其所属的阶层的利益和偏见,拥有抨击时政的自由和权威。魏晋时期的名士以深邃、沉郁和睿智一直为后人称道,除了当时自由的学术氛围外,还有当时他们身处乱世的“临渊状态”。由于他们的高官或贵戚身份,显赫处境仍与险恶相连。如嵇康不仕,是因其为曹爽的女婿,山涛请其来“自代”,钟会请其看《四本论》却不敢进门,这说明嵇康虽居闲却不等闲。明清时期社会比较稳定,经济比较发达,名士既非高官也无至上的权力,这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名士批判和关心时政的热情。《儒林外史》中只有杜慎卿和杜少卿是“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而更多的名士如虞博士这个闲人,认为“把妻儿老小接在一起,团着,强如做个穷翰林。”这个时期的名士无论是性格、风度还是身份地位都已无法与魏晋名士相比,丧失了大部分的主动性,更谈不上独立性。所以,有的名士选择了归隐山林,不问世事,如虞博士、庄绍光;有的混于市井,如杜少卿。在这样的情况下,名士将儒家的“修身”充分发挥了出来,而“修身”又主要是以“修心”为主,因此,明清的名士更多的是追求自身的心性修养,“养浩然之正气”。面对世事的恶劣,他们选择的是保持自己的心性,维持自己的高洁,而不是为民请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难以得到民众的共鸣。杜少卿恣情任性,又荒诞不经。他叱责县里的秀才是奴才,骂宣扬举业好处的臧荼为匪类、下流无耻至极,散尽万贯家财对朋友伸出援助之手,可是终究并没有对社会起到什么实质性的作用。反而被世人认为是呆子,他并不是不想施展才华,但是由于身处的条件、环境,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清者自清”罢了。

[关键字]:假名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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