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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新闻自由观的科学内涵
来源:www.papers8.cn   本站编辑:中华论文联盟 日期: 2017-11-21 14:30 点击数:

 一、新闻出版自由是促进社会改革的强大动力 
  马克思主义新闻自由思想是建立在反对误时新闻政策和对错误新闻思想批判的基础之上。“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自由的每一种形式都制约着另一种形式,正像身体的这一部分制约着另一部分一样。只要某一种自由成了问题,那么,整个自由都成问题。”而新闻出版自由作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自由观的精粹之一,可以说是,在无产阶级领袖中呈现为最深入且确切的论说。 
  在提到新闻出版自由时,恩格斯说:“每个人都可以不受阻挠地和不经国家事先许可而发表自己的意见,这就是新闻出版自由。”他指出,这段话影射了新闻出版自由的两个尺度: 
  第一是“不受阻挠”,准确来说是发表观点的渠道呈畅达之趋,但在1841年12月,普鲁士当局颁布了新的书报搜查令,反复用虚假卖弄的自由主义文句掩盖其专制主义的本色。“虚伪自由主义的手法通常总是这样的:在被迫让步时,它就牺牲人这个工具,而保全事物本身,即制度。这样就会转移从表面看问题的公众的注意力。”马克思为此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抨击封建书报检查令的文章,直击书报检查令的谰言,严厉地批判了普鲁士政府针对新闻出版自由的专横政策。马克思认为,自由观念的产生是市场经济有序运行的重要保证,是在商品经济占统治地位之后对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折射。市场经济的蓬勃必定伴随着为新闻出版自由前景的明朗而奋斗,新闻出版自由也成为衡量社会整体自由的重要尺度。 
  第二是“不经国家事先许可”,如若立身于专制思想钳制的社会中,发表论见需考虑言论是否会被“法律赋予权力的第三者”所否定,这种常态即为阻挠对真理的探讨。马克思在1851年时提出:“发表意见的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神圣的,因为它是一切的基础。”马克思认为,只有解放新闻出版自由的权利,才能够把个人同国家关联一起,让自由的出版物成为民众的发声筒,成为人民精神的慧眼和食粮。 
  二、报刊是社会的“第三只眼” 
  报刊拥有监督职责的前提就在于是否存在新闻出版自由。对于报刊的“第三只眼”,即舆论监督,是从“第三个因素”发展至“第三种权力”。“第三个因素”的观点是,“管理机构和被管理者都同样需要有第三个因素,这个因素是政治的因素,但同时又不是官方的因素,这个具有公民头脑和市民胸怀的补充因素就是自由报刊。”马克思、恩格斯皆认为,舆论监督主要是对当权者和现行法定秩序不断地提出批判,然则,书报检查令呈现出相反的态度,不仅束缚公民的内心真实想法,甚至将其与政府的专断思想进行捆绑,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形象地比喻道:“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的人,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豪放不羁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一片灰色就是这种自由所许可的唯一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现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在书报检查令的钳制之下,报刊只准对当权者进行歌功颂扬,不允许进行实质性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紧握报刊这一利器对丑恶面掀起“恶魔式的旋风”,才可真正触碰到阴暗面。 
  “第三种权力”是马克思在1850年发表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提出的,他对法国当局草拟关于秩序党修正的新闻出版法作出了峻厉的批判。针对该法规定“每一篇文章都要有作者署名”,马克思指出:“当报刊匿名发表文章的时候,它是广泛的无名的社会舆论的工具,它是国家中的第三种权力。”“第三种权力”所表达的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思想内容并无较大革新,但着重强调了舆论监督权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指出:“报刊按其职责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如若钳制了报刊的首要职责—舆论监督权,则会带来社会精神的普遍虚伪性,即“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耽于幻觉,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同樣耽于这种幻觉。”由此可见,舆论监督权是迷雾丛林中,投射的一束光芒,穿透其中,明亮社会行进的道路。 
  三、新闻出版自由具有阶级性 
  从政治角度上来看,阶级性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自由观的特征之一。阶级性表现的是每个阶级都有自身的利益,因此并无满足于所有阶级的自由。报刊需反映的是差异阶级、党派和社会政治团体的意志和利益, 无法规避地被刻上阶级的烙印,参差不齐的报刊是不同阶级、党派的线人和发言渠道。 
  19世纪中叶,正处于党政报刊与商业性报刊相互交错时期,欧美国家的工业发展蓬勃间接性地推动传统新闻媒介的前行,具体表现为:一方面许多报刊仍然主张党派属性,另一方面商业性报刊在悄然地替代党政性报刊,从而盘踞主导地位,这样揭露了报刊的党派倾向性与商业、经济直接挂钩。在《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中,马克思通过判辩不同阶层对新闻出版自由的不同态度、看法,认知到出版自由和一定的阶级利益有关联性。在《莱茵报》工作期间的马克思发现:“世界上存在不同的利益,由于利益的差异决定了人们对法的不同态度,这种不同利益表现为一种利益集团,即等级,等级实质上是社会从政治上对各阶级不平等地位的确认,不同的等级就是不同的阶级,由于利益不同,表现为不同的等级精神。”这里涉及两个层次含义:第一是报刊与政治利益息息相关,有关联性,但又存在一定距离;第二是报刊具有阶级性,意味着新闻出版自由也具有阶级性,在阶级性的指导之下,依于具体情形,反映不同阶级的不同精神诉求。

四、新闻自由应受到新闻出版法的有力保障 
  自由如何实现?通过什么道路和方法?马克思给出了答案,即诉诸理性,建立国家和法律。马克思认为国家和法律才能有效地保障思想言论和新闻的出版自由,人们的自由只有在理性的国家和真正的法律之中才能实现。 
  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中,马克思通过莱茵省议会辩论指出:普魯士国家实施的“书报检查法不是法律,而是警察手段,并且还是拙劣的警察手段,因为它所希望的它达不到,而它达到的又不是它所希望的”。书报检查令实行的过程中,依据的是统治阶级“成熟了的共同利益”,书报检查官的职责权要替代了法律的施行,一直进行着无视法律的非法活动,而新闻出版自由需要的是成文法律体系的保护,不是由不负责任的检查官发出个人色彩的指令,例如:“在检查令中我们还能找到许多玩弄这种巧妙手法的例子:对公众用的是一套主观的、使人面红耳赤的字眼,对书报检查官用的则是另一套客观的、使作者不禁脸色发白的字眼。盖有封印的上谕简直也可以用这种手法谱成乐曲了。”他们的指令掩盖了书报检查令中根本性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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