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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莫斯科中山大学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来源:www.papers8.cn   本站编辑:中华论文联盟 日期: 2012-10-21 18:42 点击数:

  莫斯科中山大学在开办期间,既培养出中国共产党的大批领袖人物,也为中国国民党培养了众多的领导骨干。尤其是大批共产党人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奠定了坚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理论基础,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学生翻译了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使许多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首次被译成中文,并尽量做到了马克思主义名词中文译名的统一。还指出的是最早的中国文字改革,就是由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着手进行的。因此全面认识和掌握莫斯科中山大学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的作用,有助于让后人全面把握莫斯科中山大学在20世纪20~30年代中苏关系史上的重要地位。

  目前史学界围绕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存续期限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认为特指1925年到1930年,第二种认为是1921年到1938年,更多人持第一种看法。笔者认为,系统阐述20世纪20到30年代中国学生在俄国的学习情况和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的密切关系,必然要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时期谈起,从1921年到1938年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时期,只不过1925年由于中国革命形势的需要,由于苏联在远东的利益需要,专门“为中国革命培养骨干力量”,成立了莫斯科中山大学,使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名字更为中国人所熟知。本文所阐述的与莫斯科中山大学有关的历史事件为:1920年9月召开东方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了开办“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动议。1921年2月10日,俄共(布)中央决定成立以捷尔任斯基名字命名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俄文缩写为КУТВ)。1921年4月2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同年2月10日决定,成立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并规定该校隶属于俄联邦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会。1923年该校改名为以斯大林名字命名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其任务是培养俄罗斯远东地区干部(包括培养中国干部在内),1924年规定该校隶属于民族人民委员会。1925年3~9月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又筹办了专门“为中国革命培养骨干力量”的孙中山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中山大学,俄文缩写为УТК),从而在1925~1928年的苏联境内出现了两所同时有中国学生集中就读的学校。1928年,孙中山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劳动大学,俄文缩写为КУТК),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中国学生并入该校,直至1930年。1930年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停办,中国去的青年多在国际列宁学校就读。到30年代中期,东方大学的中国班得以恢复。1938年,随着苏联党校系统的大调整,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停办。显然,上述史实是不可分割的、有连带关系的,因而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存在年限应为1921年到1938年。由此,本文所阐述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关系时,其历史界定是: 1921~1925年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文中简称东方大学);1925~1928年并立时期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文中简称东方大学)和孙中山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文中简称中山大学);1928~1930年两校合并后的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文中简称劳动大学);还包括1930年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停办后东方大学直至1938年的历史。

 

  一、东方大学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东方大学的诞生和发展体现了列宁的“每一个国家内部都必须依据本民族的语言进行共产主义宣传”[1](P330)、“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2](P25)的精神。综观20世纪20年代初革命局势的发展:苏俄国内战火得到平息;伴随着国际上经济封锁的解除,苏俄政府外交孤立的局面业已打破;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民主革命迅速发展。列宁提出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十月革命后的民族民主革命等理论问题随之进入新的范畴,开设相应的职业革命家培训学校便提上了议事日程。列宁一直十分重视这项工作。1920年9月1日至8日,共产国际在巴库召开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会上决定开办“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支持和统一整个东方的解放运动[3](P63-64)。

  1921年10月21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正式开学,设国内部和外国部。国内部招收苏联境内东方各少数民族的学生,有乌兹别克班、哈萨克班、格鲁吉亚班等等;外国部招收苏联境外东方各民族的学生,有中国班、日本班、印尼班、伊朗班、土耳其班、蒙古班等[4](P331)。到1921年末,该校的学员人数为713人,他们分别来自44个民族[5]。东方大学有两个工作方针:“一个方针就是造就能为东方各苏维埃共和国需要服务的干部;另一个方针就是造就能为东方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劳动群众的革命要求服务的干部。”[6](P114)就是说东方大学一开始就担负着双重任务:既为俄国及东部地区培养民族干部,又要考虑东方“国家革命发展的一切特点,培养来自这些国家的干部”[6](P126),所以,在东方大学学习的中国学员主要是一些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

  在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的每期学员,都受到了系统正规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他们除了努力学好学校规定的课程外,认真阅读和翻译了一批马列原著和马列主义理论书刊,撰写了大量文章歌颂十月革命和俄国新政权,使中国人民较深入地了解到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的还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撰写文章宣传马列主义。如瞿秋白不但翻译了大量俄国政治、文学著作,还指导、带领留俄学生一起研究马克思主义。他曾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上推出了《列宁纪念号》,编发了一批留俄学生的文章,有任弼时的《列宁与青年》、谢文锦的《列宁与农民》、蒋光赤(即蒋光慈)的《在伟大的墓之前》和《列宁年谱》,还有瞿秋白摘译的斯大林名著《列宁主义概论》和他自己写的《列宁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等文。其中中国班的第一批学员蒋光慈,在东方大学学习期间翻译了列宁、斯大林的一些重要文章,编写《列宁年谱》陆续刊登在《新青年》上,还撰写了宣传唯物论、宣传革命文学的论文寄回国内,先后在《新青年》《向导》上发表,与此同时,他还完成了旅俄诗集《新梦》[7](P171)的写作。1924年夏,罗亦农等利用在莫斯科郊外度暑假的时间,翻译了《共产主义ABC》和其他理论著作[8](P31)。

  从东方大学回国的一批批学员,如同红色的种子撒播全国各地,把马列主义进一步传播到全党全国[9]。任弼时1924年回国后负责青年团工作,先后写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什么》《苏俄与青年》《苏俄政治经济状况》《马克思主义概论》《列宁主义的要义》等文章; 1925年1月又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写了《怎样布尔什维克化》[10](P1)一文,明确提出了“学习列宁主义”、“获得青年群众”的口号[4](P10)。王一飞翻译了《共产国际党纲草案》《新社会观》,并与瞿秋白合译了《政治经济学浅说》,其中两本书被列为当时中国共产党教育党员的基本教材;梁柏台翻译了《联共党纲和党章》《列宁主义入门》及有关工会工作的论著等,都进一步宣传了马列主义。

 

  二、中山大学与东方大学并立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革命运动的蓬勃深入发展,需要大批具有一定革命理论水平的政治骨干和大批具有相当军事素养的军事骨干,而随着形势的发展,现有的东方大学以及中国国内的黄埔军校已不能满足需要,苏联政府又决定再办一所专门训练中国革命干部的学校。

  1925年3月19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扩大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分部或建立新的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是适宜的”,并责成布罗伊多和维经斯基就此问题拟订一份报告交政治局。在此之前的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孙中山逝世前在写给苏联的信中表示:“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14],并表达了对中苏合作的希望:“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欣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11](P995)因而,为了纪念孙中山,使“孙中山播下的种子一定开花、结果”,1925年5月15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会议同意政治局委员会关于在莫斯科建立该大学的建议。

  11月内,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莫斯科工会大厦联合举办了隆重的中山大学开学典礼,会场正中挂着列宁和孙中山两人的巨幅画像,表明这座大学是按照列宁遗愿为纪念孙中山而创办的。中山大学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革命运动的“统一战线”的产物,是一个政治经济单科大学,以训练熟练的政治工作人员为目标,学制以两年为期,是同类正规大学年限的一半。

  中山大学成立后,东方大学中国班仍然继续招生。在苏联境内出现了两所同时有中国学生就读的学校。直到1928年初,中山大学改名为劳动大学,东方大学中国班的学生并入劳动大学。

  在中山大学学习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学习目的明确、革命志向坚定。共产党员俞秀松就是怀着学好革命理论为中国革命作贡献的崇高目标到苏联学习的。邓小平在自传中写到:“我来莫的时候,便以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地接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奋斗!”正是由于怀有革命志向,大多数中共党、团员学习刻苦认真,学有所成。董亦湘被编入俄文班后,拼命学习,同时认真攻读马列主义著作,从1926年下半年起就已在学习的同时,参加翻译工作。沈泽民在懂得英文、日文的基础上,通过刻苦学习又迅速掌握了俄文,被编在俄文班后,一边学习,一边当翻译,并认真阅读理论书籍,深入钻研理论问题。孙冶方、吴亮平、沈志远等也都是中山大学勤奋好学的学生。孙冶方对政治经济学下工夫认真钻研,吴亮平致力于社会主义理论的翻译、研究,沈志远读了不少哲学和经济学书籍。这些都为他们回国后从事革命活动提供了理论指导,也使他们能胜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与研究工作。

[关键字]: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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